暨南大學産經學院院長陶峰教授進行了題目為《數字産業政策與數字技術創新》的報告，研究發現：《電子信息産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實施後，中國數字技術創新在繁榮中産生泡沫，即規劃促進了數字技術創新數量的增長，但同時也導緻了數字技術創新質量的下降。産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中國企業的政策套利行為，特别是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和數字技術新進入企業是造成質量下滑的主要群體。數字技術創新在繁榮發展中避免生産泡沫的關鍵在于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具體而言要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釋放地方數字技術創新比較優勢、推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相融合，更好發揮政府在需求側推動形成國内統一大市場和在供給側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作用。

廣州大學經濟與統計學院院長傅元海教授進行了題目為《數字制造業自主可控水平的測度：産業關聯視角 》的報告，研究發現，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中國自主可控水平相對較低，整體處于不斷增長的水平。在數字制造行業，我國生産技術不僅面臨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高端回流”帶來的挑戰，同時與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存在競争關系。在傳統制造業上，中國的工序資助水平在所有國家中最高，英國和德國的自主水平也低于巴西和印度，說明擁有生産技術不一定擁有生産能力，這是發達國家産業空心化的根源所在。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劉維剛副教授演講了《網絡互通與企業創新：生産-非生産關聯統一分析框架 》，研究表明：企業間非生産性關聯構成的社會網絡和企業生産投入形成的生産網絡共同構成了廣義經濟網絡，創新思想在廣義經濟網絡中流動促進了企業創新。生産網絡強化了非生産性關聯帶來創新思想流動對企業創新的效應，共同對企業創新産生了一般均衡促進效應。拓展分析發現交流對象越高越容易促進創新思想流動，進而對企業創新的效應更強，參與全球生産有利于創新思想流動，可有效推動企業創新。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太阳成集团tyc234cc馬赢赢帶來了題目為《 體制機制創新與服務業高質量發展：員工配置效率的視角》的報告，研究發現，服務業綜合改革時點顯著提升了服務業企業員工配置效率，且主要基于縮減企業員工冗餘來實現；對資本技術密集型企業、國有企業、成本轉嫁能力強的企業、擁有較大員工規模的企業、區域市場化程度低的企業、處于行業壟斷程度較高得企業、控股股東代理成本較低的企業或管理者短時程度較高的企業樣本而言，服務業綜合改革對員工配置效率的政策外溢效應更為明顯。

廣東财經大學文化旅遊與地理學院姚洋洋進行了《 數字經濟對現代産業體系的空間溢出效應研究——基于廣東省地級市的空間計量分析》的報告，研究發現，各市之間現代産業體系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在空間上呈現出明顯的核心-邊緣分布格局；現代産業體系的發展視頻表現出明顯的空間集聚特征和空間正相關性。數字經濟的發展顯著的促進了現代産業體系的建設，并且通過空間溢出效應對鄰近地區的現代産業也産生了正向的促進效應；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人力資源、科技創新的發展都産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并且促進效應依次遞減，但是數字經濟對現代金融的影響不顯著。

太阳成集团tyc234cc太阳成集团tyc234cc陳柏福教授帶來了題目為《數字經濟賦能中國文化産業高質量發展——理論邏輯、現實基礎與路徑選擇》的演講，提出了數字經濟賦能中國文化高質量發展擁有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數字文化經濟學和管理學豐富的理論來源，并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分析了數字經濟賦能文化産業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邏輯。數字經濟賦能中國文化産業高質量發展的現實基礎包括國家大量的政策支持、數字文化産業出海規模加大等等。

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周骐副教授進行了題目為《The Impact of a Carbon Tax and It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n a Production Network》的報告，分析結果顯示，征收碳稅對一個部門的影響可以通過生産網絡對其他部門和家庭産生影響，這種影響可以被劃分為收入效應、上遊網絡效應、下遊網絡效應和再分配效應；與使用不變替代彈性相比，當要素之間變得更難替換時，本文的模型會得到更保守更合理的估計，估計結果可以用一階效應來解釋；建築部門對總減排的貢獻微乎其微，但其産出收到很大的負面影響。